“反贪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查办案件的过程就是与罪犯较量的过程，是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与碰撞。职务犯罪案件查处的对象往往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要攻破这样的对手，难度可想而知。”
　　“其实，在查处反贪案件中，除了犯罪分子本身狡猾之外，还有很多压力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上头的招呼’，有所谓朋友的求情……这就要求检察官不光要斗勇更要斗智，巧妙地将这些‘招呼’、‘情面’为我所用，转化为工作中的一种方式。

　　认法律——办了老同学
　　对于桐乡市反贪局的检察官来说，连续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或是干上一个通宵那是很平常的事情。“特别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问讯的时候，深夜是最佳的时间段。四周万籁俱寂，惟有摄影机的磁带‘沙沙’地响着。检察官与嫌疑人之间你一语我一句的交锋不会受到外界任何干扰。或许是因为心理作用，这时候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也是最脆弱的，很快就把自己犯的事儿给撂了（交代）。”桐乡市反贪局局长商晓东告诉记者，即便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问讯，就是普通的证据收集、整理工作也常常让检察官们忙乎到后半夜。
　　对商局长的说法，桐乡市反贪局教导员陈政颇有感触。“我干这一行也有10多年了，查案可谓一年比一年费神儿。早些年或许只要三五句话就会交代的事儿，碰到现在或许要亮出重重证据，犯罪嫌疑人才会‘服软’。”陈政告诉记者，随着电脑等现代化工具的普及，修改账册、制造虚假凭证等作案手段变得很容易实现，这给反贪局的工作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2003年对于陈政来说是充满着矛盾的一年。那一年，陈政亲手将隐藏在桐乡市邮政系统的“蛀虫”给揪了出来；然而这位号称业务特别精，能力特别强的原桐乡市邮政局储汇中心主任宁永庆却是陈政在党校学习期间的同学。
　　2003年，宁永庆离开桐乡市邮政系统，成了桐乡市崇福镇镇长助理。最初负责该案件调查的王金良告诉记者，其实开始调查的是宁永庆的继任者贪污公款50万元的问题，“后来在宣布政策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线索，说是他的前任在这方面的事儿也绝对不会小，‘至于能挖到哪一步就看你们的本事了。’”王金良一听此言立刻向上一级领导汇报了此事。
　　可是对于宁永庆的调查并不一帆风顺，王金良几次前往崇福镇与宁永庆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宁永庆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闭口不谈，给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与此同时，宁永庆也没有把党校学习时的“老大哥”——陈政忘记。一天晚上，宁永庆给陈政打来了电话，意思是 “只要放兄弟一马将来一定会加倍感谢。”随着宁永庆的一番“嗯嗯啊啊”，当时身为副局长的陈政早已听出了话外之音。
　　“虽然我和宁永庆是同学，按理来说在工作中我应该避嫌。但这种能主动接近，让其吐露真相的机会也着实难得。”陈政主动向局里说明了情况接手了任务。
　　其实，王金良的前几次出击已经使宁永庆的心理防线处在崩溃边缘，这次一见到老同学，宁永庆再也“把持”不住自己，将藏于心中数年的罪恶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而这一谈便是一个通宵。
　　虽然有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是其它的证据在哪儿呢？陈政告诉记者，“当时宁永庆向我们交代，他贪污公款大概有30多万元。主要方式是利用了一些储户拖欠电话费导致账面不平这样一个漏洞来进行的。所以这30多万的假账已经分散在了数年的账册中，就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太清了。”
　　没有证据当然是办不了案的，陈政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查账！这可谈何容易，宁永庆任主任其间，账册有上万本。“呵呵，这种工作量我当然考虑到，当时我和我们局另一位同志可是立下军令状的啊——找不到证据绝不回单位。”
　　经过3个昼夜的寻找，陈政终于从堆积如山的账册中找到了5条虚假条目。后来大病一场的陈政却不以为然地说：“不是说人的最高极限是连续5天不睡觉吗？嘿嘿，我还差一点呢！不过说真的，在这节骨眼上我决不会放弃，即使要了我的命。”
　　自从有了这起案件之后，陈政最尴尬的就是开同学会。陈政告诉记者，每次开同学会，就连以前关系最好的也对他开始敬而远之。“可是，法律就是法律啊！别说是同学，如果自己的爹妈犯了事儿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我是一名执法者，这手中的权力是国家和人民给的，我怎么能弄权枉法呢？”

　　用巧计——“老滑头”栽了
　　2004年夏天比往年更炎热难熬，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是常有的事，由于电力供应紧张，桐乡每周停电至少两天以上。这期间正值反贪局查办发生桐乡市工业系统的特大窝案串案，虽然院里为办案点安装了发电机，但由于功率小，仅能满足照明、录音录像和监控系统的用电需要，空调根本无法使用。检察官们的办案点在密不透风的小房间里，局长商晓东总是24小时呆在办案点上，布满血丝的两眼紧盯着监控室的屏幕，记录着初查、讯问、突破等每一个重要线索和细节，协调处理侦查中的一个个难题，和大家一起汗如雨下。
　　就在这样的办案条件下，桐乡市反贪局的检察官经过连续4个月的奋战寻找了上百位证人，查阅了上万本的账册，收集了多达25卷3500余页的证据，终于成功查处了桐乡市工业局原局长於建国受贿27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165万元的犯罪事实。
　　但是敏感的检察官通过问讯发现，这起案件远非到此为止，他们一鼓作气又查获了桐乡市崇福镇原副镇长史荣富受贿6万元案，原桐乡化肥厂厂长徐辉贪污、受贿、公司企业人员受贿和职务侵占159万余元案，原桐乡化肥厂供销科长黄俊生受贿、公司企业人员受贿和职务侵占220万余元案，原桐乡化肥厂厂长助理徐传礼受贿和公司企业人员共同受贿143万余元案。这4起特大贪污受贿窝案、串案的查处，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700余万元。
　　其实在桐乡市反贪局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比如今年已经50多岁的老检察官王金良，他就特别烦自己的心脏。“在反贪干谁不累啊？上到局长，下到我们普通一卒，都累！可就是我的心脏老出问题，特烦，拖了同志们的后腿。”
　　商晓东局长告诉记者，王金良以前在部队里当营长时就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自从5年前来到反贪局，王金良更是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当成命令一般来完成，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哪项任务是失败的。“50多岁的人了，到现在还有一股子拼命三郎的精神，在侦破一线上踏踏实实地工作。”
　　“去年5月份，当时为了配合嘉兴市反贪局的工作，老王被调去了一个星期，当时累得就不行了。硬是被‘拖’去医院检查，结果呢，小面积心肌梗塞，如果再去晚一点很可能就……”陆炳江告诉记者。
　　陈政告诉记者，王金良和陆炳江在工作中是黄金搭档。“对犯罪嫌疑人的问讯讲究一个策略，最好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而王金良就属于典型的‘红脸’，一上场就‘啪啪’几下将犯罪嫌疑人的锐气打掉了；而陆炳江就属于典型的‘白脸’，常常通过唠家常、谈心，犯罪嫌疑人自然而然就将自个儿犯的事给撂了。”
　　陈政告诉记者，在查处桐乡市洲泉粮管所原所长俞松荣贪污一案时，为了撬开俞松荣的嘴，王金良和陆炳江可谓动足了脑筋。
　　王金良告诉记者，刚刚把他“请”来的时候，俞松荣什么都不说。“我脾气不好，当时就急了，拍着桌子就站起来：‘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把你叫来，你最好能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尽管俞松荣当时吓了一跳，可是他依然一声不吭。”
　　经过一个通宵的问讯，仍然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陆炳江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这样问下去不是个办法，因为我们手中掌握的东西还太少，我们应该采取迂回曲折、敲山震虎的策略让俞松荣自己主动把事情交代出来。”
　　王金良和陆炳江顾不得休息，连续几天对桐乡市粮食系统展开调查。在王金良和陆炳江的政策攻心下，原大麻粮管所所长曹某某投案自首了，并交代了大量有关俞松荣的犯罪事实。
　　陆炳江告诉记者，当时他们的工作步调是外松内紧，似乎是在调查大麻粮管所的事儿，放松俞松荣的警惕。但是就在曹某某投案自首后我们立即重点查阅俞松荣经手的有关业务情况，获取数10份形成严密锁链的证据。“当我们把这些展现在俞松荣眼前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很快交代了大量的犯罪事实。”此后，王金良和陆炳江一鼓作气在粮食系统又挖出了3起串案。
　　案子破了，可是王金良和陆炳江也累趴下了。医生告诉他俩必须卧床休息半个月。可是4天之后，这一对搭档又出现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反贪工作处在反腐败斗争的风口浪尖，其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接触的多是社会阴暗面，如何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也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桐乡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何爱谷告诉记者，多年来，从院党组到局里领导都自加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规范了侦查办案，完善了监督制约机制，确保了办案安全，杜绝违纪问题的发生。
　　为规范办案工作，桐乡市反贪局制定了《纪律廉政公开承诺》、《反贪污贿赂局安全办案责任制》、《自侦案件回访制》、和《不立不捕不诉案件登记检查制度》等一整套涵盖自侦办案全过程的规章制度，加强了对侦查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制约，既规范了执法办案，又减少了违纪发生的可能性。反贪局的检察官每年在案发单位调查取证都不下几百次，但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冬，检察官们宁愿饿着肚子也从不在案发单位吃一餐饭。在办理大案要案中，还建立了办案组临时党小组，把党的领导延伸到办案第一线，既确保了案件的顺利查处，又保证了队伍的纯洁性。
　　何爱谷告诉记者，从2003年到2004年末，桐乡市反贪局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24件25人。其中，涉案金额在100万元以上案件5件，50万元至100万元案件3件，5万元至50万元案件12件，现职科局级领导干部2人。2005年，桐乡市反贪局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15起。2004年，桐乡市反贪局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二等功。
　　“我们反贪局一共才9名检察官，这样的工作量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反贪污贿赂工作是一项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工作，只要腐败不除，我们就决心奋斗不止。”何爱谷说。